期刊 / 根源
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溯源之旅
小说：詹姆斯·德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波亚克的第一天
1868年9月7日，法国《宪政报》写道：“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男爵离开巴黎，前往位于梅多克的拉菲特酒庄。他刚刚收购了这家酒庄。 ”这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们邀请小说家兼诗人伯纳德·尚巴兹以男爵的口吻，虚构了当天的故事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从1868年8月收购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到同年年底去世，我们并不知道詹姆斯男爵是否曾有机会到访酒庄。好在通过对《年鉴》的深入研究，我们得以窥见故事的结尾。男爵前往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的事迹，出现在当时主流日报《宪政报》里，短短两行字的报道中还写错了酒庄名称。
这激起了我们对男爵这次行程的好奇，我们最终邀请了小说家兼诗人伯纳德·尚巴兹撰写一篇以男爵为第一视角的小说。
“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男爵离开巴黎，前往位于梅多克的拉菲特酒庄。他刚刚收购了这家酒庄。”
明天一早，我会坐上蒸汽船。抵达波亚克的码头后，再坐上十分钟的马车，我就到了酒庄。大体上，我会在那里小住两天。我会借此机会拜访侄子纳撒尼尔。他收购了附近木桐酒庄葡萄园。今年举办了首届世界博览会，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把我两大爱好——工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的绝妙主意。同样在今年，波尔多商会建立了梅多克葡萄酒的评级体系。拉菲跻身于一级庄之列。拉菲的拼写是“Lafite”，只有一个“f” 和一个“t”，和我在巴黎的住址以及我拯救过的破产银行家很不一样。我花了一笔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天文数字的钱，买下了这个酒庄。我抵达酒庄的日子是9月7日。我喜欢秩序，也喜欢巧合。我会在葡萄采收开始的当天抵达酒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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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：“拉菲葡萄园是梅多克地区最美的风景线之一。 ”我读到这句话觉得很喜欢。所以，我想来亲眼看看。于是，我来了。四处看了看。我很喜欢我眼前的景象！
从村庄码头开始，一切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庆典。空气柔软，植被明媚，马车节奏不急不缓，小径蜿蜒通往酒庄。埃米尔·古达尔热情欢迎我的到来。他是蒙普利西尔的儿子，约瑟夫的孙子，出身声誉卓著的管家世家，非常可靠。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诚恳踏实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带着欢快的口音，尽管我有时候没太听懂。他给我做介绍，我尽量避免用奇怪的问题打断他。“Fite”是加斯科涅方言，意思是“山”。所谓“拉菲（Lafite）”就是“山”的意思。绵延起伏的山地，正是它一大特色。他用像历史书般简洁扼要的口吻，证实了我在收购酒庄之前所得到的保证：塞古尔侯爵提升了葡萄酒品质，也很懂得如何推广；随后的荷兰谷物商人范勒伯哈也是尽心竭力。“酒庄主人不惜代价，不辞劳苦，确保葡萄园、酿酒工艺和酒窖葡萄酒尽善尽美。”
在一个月前，也就是8月8日，酒庄易主。那是一场热闹的公开拍卖，我的两位律师增加报价筹码，压倒了波尔多商人联盟。有关酒庄及其设施的种种描述，带来启蒙运动所昭示的好兆头：“酒庄拥有一座大酒窖，一处酒桶室，含22酒桶，一处制桶工坊，一座谷仓，一座6匹马规模的马厩，可容纳4辆马车的车棚，还有可安置16头牛的院子。”葡萄园占地63公顷，也有73.6公亩的地块。我对此记得很牢，因为我是一家国际重量、计量及货币度量衡统一协会的负责人。
接着，古达尔介绍了拉菲这片土地品质罕见的原因。当地土壤由砾石、粘土和沙子构成，便于排水，是种植赤霞珠葡萄的理想之地。赤霞珠尝起来有黑加仑的味道。介绍结束后，我们在山坡上一垄垄葡萄藤之间信步了一番，随后下了坡。接着，他又带我参观了酒窖，欣赏酒桶，伸手抚摸，感受酒桶的质感。
中午时分，我在大露台的两棵大雪松下享受荫凉，眼前的风景如诗如画。我已经能想象出在这里搭建帐篷迎接宾客的画面。而拆掉帐篷之后，一切又会变得宁静安详起来。酒庄古堡是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建筑，气质典雅，但没有经典对称设计那么宏伟。正面的米色油漆涂层自有一番庄严感。一楼有多个房间和附属建筑，包括一个台球室。二楼一共有十个房间，包括洗手间、保姆房、布草房、熨衣室和水果储藏室。酒庄还拥有大片的沼泽地、鸭子和可供捕猎的丘鹬，用来捆扎葡萄藤的金合欢、景观花园和菜园。一派田园牧歌风光令人陶醉不已，我想我可以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一样，在这里终日看着豌豆生长。
据经理介绍，有数个年份的葡萄酒尤为出彩。自我出生以来，上乘年份佳酿包括1795年、1798年、1801年、1802年、1814年、1815年、1818年、1834年、1841年、1846年、1847年、1848年、1858年、1864年。这份名单中既有奢华佳酿，也有质地纯朴的葡萄酒。我一向习惯阅读财务报表，也关心赛马俱乐部优胜者的马匹名单。如今，我可以考虑一下如何在酒庄悠然消磨时光。
1868年开局良好。首先，在一位年轻伦敦银行家资助下，人们发现了克鲁马努人种。我的大侄子莱昂内尔·沃尔特在这一年出生，未来他将为他在某次非洲探险中发现的五角长颈鹿取名“罗斯柴尔德”；塞尼山铁路也正式开通，面向公众开放了。这一年的发展一帆风顺；商业界欣欣向荣，法国在世界博览会上大放光彩，我在奥地利展馆喝到了甜美的托卡伊葡萄酒，还乘坐了带安全刹车的美国电梯。
不过，在以上一派大好形势之外，我对普鲁士的军事企图颇有忧虑，我还厌恶着那个无赖的俾斯麦。我永远不会忘记1796年法兰克福遭受的轰炸袭击，当时我只有四岁。一想到隆隆炮声，看到火焰，闻到皮肉烧焦的气味，想到人们的痛苦，我就战争充满憎恨。同时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货币学带给我的快乐，在这一点上，我继承了我的父亲。他想要把他经手的古代钱币编篡成册。父亲凭借我母亲的嫁妆，积累了一大笔可观的资金。我的三表兄卡尔·马克思在近期出版的批评著作《资本论》中，称之为“原始积累”。我父亲在银行界取得的巨大成就，鼓舞了更多犹太人追求解放和平等公民权利。
说实话，我很少读大哲学家的巨著，连德国哲学家也不甚了解。我也不懂得如何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我非常赞同康德所宣扬的“世界主义”思想。如果我要读的什么的话，我会读《铁路杂志》和每年的一本小说。米歇尔利维兄弟出版社（Michel Lévy Frères）给我寄来他们全新的巴尔扎克八卷本。这些大部头用半皮革装订，图文并茂，托词是因为巴尔扎克把我当成了他小说人物纽沁根男爵的原型。这让我发笑，让我见识到了小说家夸张的想象力和批评家的短视。另一方面，我对“像罗斯柴尔德那样富”这个表达没什么意见。这是我欠司汤达的，他什么也不欠我。
至于诗人群体，我自有一番见解。海涅是我另一位三堂表兄弟，他喜欢贝蒂。我并不是思想狭隘的人，但海涅却跟卖鞋的工人阶级妇女厮混在一起。他的银行家叔叔所罗门用我很认同的一句话评价道：“但凡他学了点有用的东西，就不会去写书了。 ”我为音乐家们感到惋惜。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，那么在坐上火车之前，我该穿过巴黎，去看望身患重病的罗西尼。他开玩笑说他不能再为人作曲，而是要等着别人来给他唱挽歌。另外，歌唱家阿德丽·娜帕蒂在今年7月31日身着白色绸缎连衣裙结了婚，对象是一位生活优渥的贵族阶层。对音乐界深有洞察的《费加罗》称，娜帕蒂不久将重返舞台，出演罗西娜一角。 报纸通常消息灵通。《宪法报》还刊登了一则短篇报道，宣布我要前往梅多克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有一篇报道，宣布我的巴黎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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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带着一丝遗憾，告别了我新买的酒庄和葡萄园。我相信我会很快回归这里，带着我的儿子们还有妻子贝蒂，如果她也喜欢这里的景象。离开前，我召来了葡农们，对他们说明的我的信心和要求。我还补充道，我将为他们的孩子建一所学校。我信奉宽以待人的原则。
在船只着陆时，我感到有点头晕。我的皮肤看起来是黄色的。我从来不喜欢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所以今天也不会这么做。但是这个颜色我想起了以前我还拥有红发的美好时光，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年轻时，我们的不得不在衣袖缝上一块特别的布料。葡萄藤上的太阳的反光，是黄色的；我之前购入了弗兰斯·哈尔斯的一幅画作，其中那个范·海特森商人的靴子，是黄色的；我在参观葡萄园后休息了一下午的会客厅墙壁，是黄色的；鸟室柳条笼里的金丝雀，也是黄色的。我在尼斯买给帕蒂、感谢她为我们奉上的独奏会的蜜饯菠萝，又是黄色的。黄色，还是所罗门胡桃质地吉他的颜色。
根据路易斯医生的说法，我肤色变黄是由黄疸引起的。这可能是肝脏受损的缘故，而我的症状表现是瘙痒。我一回到巴黎，就去看了医生。但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：如果一切持续快进，就有加速的趋势。我已经老了，现在又病了。让我们耐心看看未来还会发生什么，我将有幸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畅饮哪瓶葡萄酒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。
此时此刻，我还活着，感觉很健康。我即将再次穿过加龙河，但河水颜色看起来比我去酒庄时要深一些。据说这是上游暴风雨天气造成的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暴风雨格外密集。就在今天早上，葡农再次提醒我必须仔细观察天空。
歌德长大的地方离我家不远，他曾说过：“无论面对什么，抱有希望总比丧失希望要好。 ”在德拉克罗瓦葬礼上，人们则引用歌德的另一句名言作为致辞开场白：
“先生们！生命，脚步匆匆。 ”